热那亚的监狱,来了一批威尼斯战俘,牢房里弥漫着一种失落的气息。
13世纪末,意大利城邦林立。威尼斯与热那亚两大商贸中心,为了争夺贸易控制权,多次兵戎相见,这一回,威尼斯人吃了败仗。
来自意大利比萨的三流作家鲁斯蒂谦,此时也受困于热那亚的监牢里。他审视着自己的新狱友们,其中,一个侃侃而谈的威尼斯人引起了他的注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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那名威尼斯人留着浓密的胡子,梳着亚平宁风情的棕色卷发,口中念叨的,却是一个远在万里之外的东方古国。
威尼斯人说,他到过那个叫“中国”的地方,那里有用黄金铺成的宫殿,有世界上最繁华的城市,以及数之不尽的财富,他在中国居住了十几年,曾经与皇帝陛下谈笑风生。
鲁斯蒂谦觉得这些事迹闻所未闻,他兴奋地举起笔,在狱中将这些故事集录成册。
这部奇书在此后几百年间有多个名称,有人因其讲述了世界另一边的见闻,称之为《寰宇记》或《东方见闻录》。
在全书的开头,鲁斯蒂谦郑重地写上那个讲述者的姓名——马可·波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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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部由马可·波罗口述、鲁斯蒂谦执笔的“世界一大奇书”,又称《马可·波罗行纪》,它为欧洲人打开了通往大陆彼岸的大门。
关于这部奇书,却有一个至今没有定论的争议——马可·波罗到底有没有来过中国?
在《马可·波罗行纪》的故事中,马可·波罗是威尼斯商人波罗家族的孩子。
为了代表教廷向元朝皇帝赠送“圣油”与信函,马可·波罗随父亲和叔叔从威尼斯出发,从中亚陆路一路东行,途经新疆、敦煌,来到元世祖忽必烈统治下的元大都(今北京),此后在中国居留十几年,并被忽必烈选拔为官吏。
在中国期间,马可·波罗在朝廷学习相关的礼俗、语言,学成后奉忽必烈之命走访云南,后来在扬州任职三年,并多次往返于杭州、苏州、福州、泉州等城市,几年之间走遍中国各地。
1291年,马可·波罗一家为护送元朝的阔阔真公主出嫁伊利汗国,从泉州启航出海,之后返回欧洲。
▲马可·波罗旅行路线图。图源/锦绣人文地理
回到威尼斯后,马可·波罗发现,他们家的房子被邻居占了。
此时的马可·波罗刚从长途旅行的带桨帆船走下来,衣衫褴褛,说话还带着点儿蒙古口音,同乡怀疑他来路不明,将其拒之门外。
于是,马可·波罗特意宴请亲戚邻居,在席间换了三件从东方带来的华贵衣服。他将之前穿的破烂衣衫取来,用刀割开,只见衣服中包裹着的各种珍宝黄金,一下子滑落地上。
同乡们哪里见过这阵仗,都惊呆了。
有钱就是爷。
威尼斯人这才相信波罗家族回家了,从此对马可·波罗礼敬有加,又因为马可·波罗每次聊天,都把中国的黄金百万说得跟小目标一样轻松,大家给他取了个外号,叫“马可百万”,把他家叫做“百万宅第”。
马可·波罗就这样成了当地小有名气的“网红”,而且精通流量密码,放在今天,他的口头禅大概是用一口意大利口音的普通话说:“我们中国真的太厉害啦!”
不久后,热那亚城的舰队来犯,马可·波罗代表家乡参战,在海战中不幸被俘,被投进监狱。
在狱中,马可·波罗继续讲述他在中国的传奇故事,并遇到那个擅长写骑士小说的作家鲁斯蒂谦,二人合力完成了一部旷世奇书。
▲《马可·波罗行纪》号称“世界一大奇书”。图源/网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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后来,威尼斯与热那亚议和,马可获释回家,而《马可·波罗行纪》正以他意想不到的影响力在欧洲各国广为传播。
与之相伴而来的,是各种质疑。
这本书在欧洲刚一出版,就有人怀疑其真实性。近代以后,东西方联系更加频繁,人们从《马可·波罗行纪》中发现了不少“硬伤”。
最荒诞不经的故事,当属马可·波罗吹嘘自己在元军攻打襄阳的战役中立过大功。
马可·波罗说,他们一家人到中国后,发现元军久攻襄阳不下,就为皇帝进献了一种叫“回回炮”(抛石机)的新武器。元军凭借这一攻城利器,拿下了南宋的军事重镇襄阳。
“献炮”一事有迹可循,但在《元史》等中国史籍中,明确记载了为元朝进献这一武器的是来自西域的回回人亦思马因。亦思马因亲自担任“回回炮手总管”,指挥炮兵猛攻襄阳,配合其他几路元军发起总攻,最终迫使襄阳守将吕文焕投降。
时间也对不上。
马可·波罗来华时间存在争议,但一般认为,他在1275年夏天才到达元朝上都开平府(位于今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),而元军攻陷襄阳是至元十年(1273年)二月,那时,马可·波罗还在赶来中国的路上。
即便是支持马可·波罗来华说的学者,很多也认为马可·波罗并未向元朝献过新炮法。“献炮”的故事极有可能是马可·波罗听来的,因为当时距离襄阳之战不过几年时间,这场战役算是国际大新闻,他只是将别人的功绩冒为己有。
▲襄阳临汉门城墙上展示的带刺滚木。图源/图虫创意©
此外,马可·波罗说他在中国生活了十几年,可是《马可·波罗行纪》缺少了很多中国关键词。
比如说,他没有提及汉字。作为一个中国居住多年的人,马可·波罗似乎完全不懂汉人的语言文字。
他没有提到茶叶。这是宋元时期中国最重要的外贸商品之一,且当时杭州等大城市都有茶馆,马可·波罗完全可以光顾品尝。
他没有讲到长城。这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标志性建筑之一,几乎每个西方人对中国的第一印象中都会有长城,而马可·波罗的书完全没有关于长城的记载。
他没有记载女子“缠足”的习俗。晚于马可·波罗来华的欧洲传教士大都会对中国女子以“缠足”为美的奇特风俗记上一笔,可在马可·波罗的讲述中却不见踪影。
在一些人看来,马可·波罗是个骗子,《马可·波罗行纪》纯属虚构。
有人说,马可·波罗根本没有来过中国,他可能只是到了中亚的伊斯兰国家,在那里和从中国回来的波斯或土耳其商队谈过话,知道了一些关于中国的知识;或许他最远不过是去了他们家族在黑海或者君士坦丁堡设立的货栈,闲来没事就跟来往的商人吹牛皮。
还有人说,马可·波罗来过中国,但他只在北方的蒙古高原和华北平原久居,并没有游历四方,因此对中国南方完全不了解,更遑论如他所说的在扬州当了几年地方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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翻开各个版本的《马可·波罗行纪》,却总能找到一些触动内心的文字。
那是,只属于东方的山水画卷。
据马可·波罗回忆,在杭州期间,他泛舟西湖,眼前浮现出这样一番画面:
那些爱好泛舟游览的人,或携家带眷,或邀请一些朋友,雇上一条画舫,荡漾在水平如镜的湖面上。画舫上桌椅板凳、宴客的设备,无不布置得整齐清洁,舒适雅观……
船身的两侧均有窗户,便于游人坐在桌旁,倚窗眺望,饱览沿途绮丽的湖光山色……
假如伫立在离岸一定距离的船上,不仅整个宏伟、瑰丽的城市,它的宫殿、庙宇、寺院、花园,以及长在小道上的参天大树,都可以尽收眼底,同时又可以观赏其他画舫载着游湖行乐的男女,轻轻地在湖上穿梭似地来来往往。
如果不是身临其境,一个西方人恐怕难以想象出宋元杭州的“临堤台榭,画船楼阁,游人歌吹,十里荷花,三秋桂子,四山晴翠”,更别说留下如此细致的描写。
“行在”杭州也是马可·波罗最爱的中国城市之一,他将其称为“天城”,而将另一座江南名城苏州称为“地城”。元史专家杨志玖认为,这个有些尴尬的翻译是马可·波罗不通汉语导致的,他可能把“上有天堂,下有苏杭”这句俗语理解错了。
▲1375年加泰罗尼亚世界地图中,右下角的“Cansay”就是杭州
与历史上许多人物的回忆录一样,马可·波罗对中国之行的具体日期、人文风情等记忆存在不准确或前后不一致之处,但在诸多方面的记载,也有与中国史书出奇符合的地方。
《马可·波罗行纪》记载了一些他在华期间发生的重大事件。
比如发生于至元十九年(1282年)的阿合马遇刺案。
阿合马是颇受忽必烈重用的宰相,这人位高权重,但口碑比较差,其推行的种种政策引发了朝臣不满。
这年,忽必烈离京,驻跸上都。有个叫王著的益都千户和僧人高和尚共同谋划,假传太子的命令骗阿合马出宫,趁他出行的机会,拦住了其车马,用袖子里藏着的铜锤砸碎阿合马的脑袋,当朝宰相登时毙命。
马可·波罗详细地叙述了这桩刺杀案,说这一事件发生时,他人就在大都。
他还讲了至元二十四年(1287年)的乃颜之乱。
马可·波罗说,忽必烈为平定在东北起兵叛乱的蒙古宗王乃颜,乘坐象轿御驾亲征,把这个远方亲戚捶了一顿。
更关键的是,马可·波罗提到乃颜是一个基督教徒(准确地说是基督教聂斯托利派),叛军将十字架画上了战旗。
这条材料为现存的汉文史料提供了重要补充。在中国的历史文献中,只说乃颜“惑于妖言”,信奉一种与佛教不同的宗教(“离佛正法”),却没有说乃颜究竟信奉什么宗教。
关于这场叛乱的结果,马可·波罗说,乃颜作为蒙古贵族,以“不出血死”的方式处死,而在汉语文献中,也留下了乃颜败亡之后,被投入河中的记载。
马可·波罗对这些历史事件的熟悉程度,不像是一个商人道听途说所能了解的,更像是一个帝国官员从同僚处得到的消息。
此外,马可·波罗还准确记住了忽必烈的生日在阳历9月,也就是中国阴历的八月廿八日。在古代,皇帝生日是一个举国庆祝的大日子,更何况在马可·波罗的故事中,这位皇帝对他有知遇之恩。
另一个重要节日是中国的春节,马可·波罗说中国新年是在阳历2月,基本上准确。
他还说,在这一天,皇帝和臣民要穿上白色的衣服,因为白色是吉祥的象征。此处乍一听禁不起推敲,过年不应该穿大红色吗?然而,马可·波罗新年穿白衣的说法,符合当时蒙古贵族的风俗。
▲马可·波罗自称,他曾受忽必烈赏识,在元朝为官。图源/影视剧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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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马可·波罗来华持怀疑态度的人指出另一个严重的漏洞,即汉文史籍中,并没有史料可证明马克·波罗的存在。
马可·波罗自称,他“曾亲受大可汗的命令,治理扬州三年之久”。可翻遍扬州地方志收录的元朝大小官员,都没有找到他的名字,也难以确定马可·波罗担任的所谓“长官”是个什么官。
20世纪初,有学者为了辩驳怀疑论者,一度将马可·波罗强行附会为元朝大臣孛罗,认为二者是同一人,提出马可·波罗在扬州担任的官职是淮东道宣慰使(1276年设立,治扬州,属江淮行省)。
但这一说法已确定为谬误。
孛罗是正儿八经的蒙古人,其祖上是成吉思汗正妻孛儿帖的管家,而且他与同时期的阿里不哥、伯颜与文天祥等人物都有过接触,后来官至宰相。
如果孛罗就是马可·波罗,肯定分身乏术,无法一边在元朝官居高位,一边去意大利的监狱讲述自己的风光史。
不过,中国史书没有留下马可·波罗的名字,也不是什么稀奇事。
有元一代,先于或晚于马可·波罗来华的西方人,有不少人写下关于中国的《行纪》或其他著作,叫得上名号的就有小亚美尼亚国王海屯、法国传教士鲁布鲁克、摩洛哥旅行家伊本·白图泰等。
他们都对东西方交流做出了杰出的贡献,但在中国史籍中无迹可寻。
还有一个例子,《元史》及元人文集中记载了元至正二年(1342年),罗马教皇使者来华的事件。
罗马教廷的档案中,明确记载了访华的使者叫马黎诺里。
此事在《元史》中的记载却是这样的:“是月,拂朗国贡异马,长一丈一尺三寸,高六尺四寸,身纯黑,后二蹄皆白。”
史官惜墨如金,描写了使者前来赠送的名马,但使者姓甚名谁,只字未提,反正请他吃几顿饭就送走了,who care?
如果老外来中国后没被写进史书,就说他们没来过中国,如此要求未免也太苛刻了。
▲元代来华的摩洛哥人伊本·白图泰,著有《伊本·白图泰游记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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难道中国史书中完全没有马可·波罗的踪迹吗?
历史学者杨志玖一生致力于马可·波罗的研究。1941年,他在《永乐大典》收录的元朝史料中发现了一段震惊学术界的文字。
这是一篇出自元朝《经世大典·站赤门》的公文,说的是至元二十七年(1290年)泉州官员为即将出海的元朝使臣分配口粮一事:
十七日,尚书阿难答、都事别不花等奏:平章沙不丁上言:“今年三月奉旨,遣兀鲁歹、阿必失阿、火者,取道马八儿,往阿鲁浑大王位下。同行一百六十人,内九十人已支份例,余七十人,闻是诸官所赠遗及买得者,乞不给分例口粮。”
此处出现了几个拗口的人名。
沙不丁是当时的江淮行省平章政事,此人管海运出身,由于当时泉州路在其管辖范围内,因此泉州的市舶事务也归他管。
阿鲁浑是伊利汗国的君主。13世纪,蒙古人纵横欧亚大陆,在建立元朝外,还建立了四个相对独立的汗国,即金帐汗国(又称钦察汗国)、察合台汗国、窝阔台汗国与伊利汗国。
伊利汗国王室算是元朝皇帝的亲戚,该汗国由忽必烈的弟弟旭烈兀创建,其领土东起阿姆河和印度河,西至小亚细亚大部分地区,南抵波斯湾,北至高加索山。
兀鲁歹、阿必失阿、火者,这三个人就是即将出海前往伊利汗国觐见阿鲁浑的使臣。按照季候风的规律,他们将于1291年从泉州出发,走海路经过“马八儿”(今印度东南岸一带),前往波斯。
这段史料中没有提到马可·波罗的名字,但他可能隐藏在这支使团中。
前文说到,马可·波罗原本在中国混得风生水起。促使他返回欧洲的契机,是1291年,元朝公主阔阔真嫁伊利汗国的事件。
在马可·波罗的故事中,伊利汗国君主阿鲁浑的妻子去世,国王遣使到元朝求婚,请求娶与亡妻同族的蒙古女子为续弦。忽必烈恩准了,下诏命17岁的阔阔真公主出嫁为阿鲁浑妃,并由三使臣与熟悉出海路线的马可·波罗一家护送出航,随后思乡心切的马可取道西亚,回到意大利。
在《马可·波罗行纪》中,马可·波罗提到了与他们同行的三使臣名字,其原文为Oulatai、Apousca、Coja。
我们将其与元朝史书中的三个使者姓名一一对应,会发现这两种史料讲的是同一次航行:
Oulatai——兀鲁歹,
Apousca——阿必失阿,
Coja——火者。
遗憾的是,元朝史籍中并没有提及三个使者与马可·波罗、阔阔真公主的关系。
杨志玖认为,这篇站赤公文未提及阔阔真与马可·波罗,一是因为公主地位显贵,本就与分配口粮无关;二是地方官沙不丁向中央请示使团的口粮分配问题时,只有使团的领队,也就是三使者非提不可,即便马可·波罗身在其中,他也不是负责人,因此被略过。
中西方史料出现了惊人的吻合,而这可能是马可·波罗在中国历史中留下的痕迹。
▲马可·波罗自称,他曾护送阔阔真公主出嫁。图源/影视剧照
对怀疑论者质疑马可·波罗来华真实性的看法,“肯定论”学者们也有许多猜想。
马可·波罗不写汉字,而且书中提及的许多地名都是蒙古、突厥或波斯语的称呼,如Cathay(契丹,即北中国)、Cambaluc(汗八里,即元大都)、Caramoran(哈剌木连,即黄河)……
有学者推测,这估计是因为马可·波罗精通波斯语、突厥语和蒙古语,但不懂汉语。
即便真如马可·波罗所说,他在扬州当了三年官,可中国史书对元初江淮的蒙古官员也有“无一人通文墨者”的记载,而且元朝统治者一度关闭了科举考试,重用蒙古人、色目人,贬低北人(原金朝统治下的汉人)与南人(原南宋统治下的臣民)的地位。
马可·波罗在中国时整天跟蒙古贵族打交道,故而忽视了许多与汉文化相关的事物,如长城、印刷术、筷子、茶叶、缠足。
马可·波罗遗漏了“长城”。一方面是因为元朝幅员辽阔,无需修长城防御北边,前朝修筑的长城也起不到防御作用。另一方面,我们现在看到的长城,大部分是砖石建成的明长城,而马可·波罗来华时,看到的最多是元代以前用泥土筑的城墙与碉堡,且都荒废已久,这个商人出身的老外,可能没有对此唤起什么好奇心。
缠足在宋代上层社会的妇女间已经盛行,但马可·波罗入元后,每天接触的蒙古族妇女并不缠足,且汉族妇女碍于礼教,长期处于封闭状态,马可·波罗平时也见不到她们。
马可·波罗在中国生活了17年,不识汉语,没有深入了解汉文化,也许是受当时政治情势的影响,这也导致他对中国存在许多片面的认识。
▲在元朝,马可·波罗属于“色目人”。图源/影视剧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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长久以来,欧洲人对东方有种根深蒂固的向往。
有学者说,这种想象中的“东方”几乎是欧洲人凭空创造出来的。
希腊、罗马时代的欧洲人相信,遥远的东方有一个叫“塞里斯”(Seres,是“丝绸”的意思)的古国,那里的人“平和度日,不持兵器,永无战争。他们性情安静沉默,不扰邻国,那里气候温和,空气清洁,舒适卫生,天空不常见雾,无烈风。森林甚多,人行其中,仰不见天”。
当时,东方之于欧洲人,就像晋代陶渊明笔下的世外桃源。
早在公元前4世纪,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大帝南征北战,建立横跨欧亚非的帝国,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他读了荷马史诗的《伊利亚特》后,为书中描写的东方世界深深着迷。
直到去世前,这位年轻的征服者都怀着前往东方的梦想,但大陆的彼岸,依旧广阔而神秘。
14世纪后,随着《马可·波罗行纪》广泛传播,这种想象被进一步推向高潮。
作为一个商人,马可·波罗用极其夸张的手法讲述中国各地的物产、贸易、集市、交通、税收等与商业有关的事物,将东方描绘成一个拥有无尽财富的宝地,宫殿中“所有房间里的墙壁上都铺着金子和银子”。
在书中,马可·波罗表示,亚洲的东部并非封闭的水域,而是海岸的边缘。他对亚洲东海岸的描述,使垂涎东方文明富庶的欧洲人相信,可以通过航海找寻通往中国的道路。
▲15世纪,意大利人弗拉·毛罗绘制的“世界地图”。图源/网络
15世纪,来自意大利的哥伦布经常阅读一本拉丁文版的《马可·波罗行纪》,并在上面做了260多处注解。在马可·波罗故事的激励下,他决心远航东方,寻找黄金之国。
1492年,哥伦布带着西班牙国王写给中国皇帝的国书,开始了首次航行,横渡大西洋,到达美洲的巴哈马群岛和古巴、海地等地。这是发现新大陆的开端。
哥伦布完全沉浸在对偶像马可·波罗的崇拜中,他以为自己到达了亚洲,将古巴当做日本,登岸寻找黄金,又把墨西哥当成马可·波罗口中的“行在”(杭州),还将美洲土著当成印度人,命名为“印第安人”。
直到晚年,哥伦布仍坚信,自己到达的是亚洲。
在《马可·波罗行纪》成书的2个世纪后,除了哥伦布,为美洲大陆命名的亚美利加、绕过好望角的达伽马、首次完成环球航行的麦哲伦等开启大航海时代的航海家,都是《马可·波罗行纪》的忠实读者。
欧亚大陆的平衡从此被打破,欧洲人实现了他们“通过交换,或者通过征服,取得黄金、珍珠和香料”的野心。
▲意大利航海家哥伦布(约1451年-1506年)。图源/网络
史学界有句话,叫“说有容易道无难”。
如今,认为马可·波罗没有到过中国的论据全部加起来,似乎还无法推翻马可·波罗本人生前的叙述。
据说,马可·波罗临终时,神父让他忏悔,承认自己在编造游记时撒了弥天大谎。
但马可·波罗坚定地说,不,我所说的,还不及我见到的一半。
无论马可·波罗是否来过中国,他与他的《马可·波罗行纪》,已经改变了世界。
参考文献:
(法)沙海昂注:《马可波罗行纪》,商务印书馆,2012
张星烺:《中国史书上之马哥孛罗》, 《地学杂志》1922年第1-4期
(英)弗朗西丝·伍德(吴芳思):《马可·波罗到过中国吗?》,新华出版社,1997
杨志玖:《马可波罗在中国》,南开大学出版社,1999
(美)史景迁:《大汗之国:西方眼中的中国》,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,2013
马晓林:《马可·波罗与元代中国 : 文本与礼俗》,中西书局,2018
姚大力:《天马南牧:元朝的社会与文化》,广东人民出版社,2021